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宏观视野与人文情感的双重启迪

谈到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人们总是希望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从历史中找到各种可供现实借鉴和启发的内容。但我们需要明白，这种历史借鉴和启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具体的对策或行动方案，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几乎是包罗万象的，我们希望相对笼统的相关研究能够提供专业的建议。为现实学习奠定基础。上述工作策略提供了直接指导，但有时并不现实。事实上，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一方面，历史具有见万里、思万年的认知特征。与其他专业研究相比，历史学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透彻的思考，有利于我们更宏观、更历史地定位和认识自己，聚焦和探索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探索人们在历史中的经历和故事。根据人的行为和情感来认识和理解事物相对容易，从而使古往今来的事物发挥有益的作用。以及沟通人心的人文本质。从历史的回顾和讨论中，我们可以开阔视野，转变立场，发现丰富多样的信息、人类智慧的复杂表达、人类核心价值观的共性，从而启发我们的思维，从而反思现实。更高的水平。存在和进步的方向，同时也能让人们从过去的人类经历中获得启示和安慰。这些特征对于病史来说更为突出。

基于这次疫情期间的研究和思考，笔者认为，从反思疫情应对的角度来看，疾病病史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现其现实意义：一是呈现人们如何应对疫情。历史上的流行病。经验和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带来一定的安慰，部分缓解人们的紧张和恐慌。其次，引入历史视角和维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思考人与疫情的关系。 ，更加尊重历史和自然；再次，让疾病流行等灾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动力，必须依靠人类的理性反思和批判精神。没有历史意识和历史资源，这样的反思和批评可能难以有效开展；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一个事件必然会形成一个或多个叙事，而这些叙事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的演变。历史学家专业理性的参与应该会让这个叙述更加全面和连贯。现实，从而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显然，COVID-19疫情的发生直接体现了疾病病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事实上，疾病病史的研究并不只关注流行病本身，因此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无疑不仅限于上述直接表现。出现的这些方面还可以从更深刻的角度来考虑。

疾病与医学史的研究，就是对历史上疾病与医疗的探索。在现代学术体系中，这项研究基本上被涵盖在“医学史”的标题之下。国内外早期的医学史研究基本上都是由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员在医学范畴下进行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关注，以及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历史本身的变革，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进入本世纪，越来越多的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医学社会科学应运而生。研究方向包括社会史和医学文化史。与此同时，“内史、外史”也出现了（所谓“内史”主要是指由有医学背景的人所从事的、侧重于医学技术演变的医学史，而“外史”则主要是指医学史。 “医学史”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人们所进行的医学史。有医学背景的人从事这一领域，他们更关注社会文化变迁的“医学史”（“medical History”）到最后与疾病治疗有关。进入20世纪，随着与疾病治疗相关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现了试图以跨学科视角整合“内史与外史”壁垒，汇聚多学科力量，共同探索历史疾病治疗的趋势。本文将这项研究称为疾病的医学史，而不是“医学史”或“医学社会文化史”等。也是希望能够从一个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这项研究。跨学科视角、多元化概念的立场。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除了上述为应对疫情时的现实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外，至少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有助于世界更全面、系统地认识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推动当前的医学人文教育。目前，无论是在日常认识还是学术层面，人们很自然地将医学（病理学）归入科学的范畴，这有其合理性。毫无疑问，医学（病理学）是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医学（病理学）是像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医学伦理学家埃德蒙·D·佩莱格里诺曾指出，“医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不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包含双方的许多特征。” “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实证的艺术，最科学的人文。”当代许多医学人类学研究一再表明，疾病不仅仅是可以用科学测量的生理病变，而且是涉及患者经历、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的文化建构。医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手工艺也是一种拯救灵魂和身体的保健服务，也是市场体系中的公共产品。如果我们只关注疾病而忽视疾病，就无法真正消除人类的痛苦（见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人类学家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凯博文：《疾病的故事：痛苦、治愈与治愈》）人类状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这些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认可的讨论表明，医学和疾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属性。对疾病病史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真实地认识这一点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因为从历史维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疾病本身是历史性的，具有明显的时空性。同样的生理“病变”，在不同的身体和疾病认知系统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会出现不同的表现。疾病的分类和定义，而这些分类和定义会影响人们对疾病的认知和反应。现实中，不同民族之间的一些疾病本身就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社会文化因素所建构的，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有真实疾病表现的“上火”。而有些疾病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已经不再是疾病了。当然，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过去对疾病缺乏科学认识造成的。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对疾病的认识将变得客观、科学，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也将发生变化。日复一日地消逝。事实上，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历史文化的影响永远存在，我们对身体和生命的认识和相关知识应该没有止境。

不仅如此，对医学史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也将有助于我们发现和理解现代医学的社会文化因素。虽然微观层面的现代医学研究可能会表现出更加专业、严谨、理性的科学，但当我们仔细梳理近代医疗卫生史时，我们会发现，现代医学发展和公共卫生的重点不仅仅是最重要的人类。重要的健康问题或疾病威胁可能会导致对医学和健康的社会和文化本质有更现实的理解。不仅如此，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其实践目标中具有明确的历史道德和伦理意识。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当代医生的职业道德和医德绝非仅仅立足于现状。经济关系和科学理性可以解释它。正如医学历史学家查尔斯·E·罗森伯格 (Charles E. Rosenberg) 通过研究医学史所感受到的那样：“医学不是生物学，尽管它应用了实验室发现，并因这些发现的功效而合法化。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参与者，尽管它有时会这样做。医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道德历史和认同感。”（罗森伯格：《当代医学的困境》，张大庆着，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年译）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更加系统地认识疾病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为更好地看待和处理现实医学问题提供帮助，如在医学教育中加强病史和医学人文教育不应视为锦上添花，而应是被认为是理解和理解医学所必需的。

其次，从认识论角度有助于改善现实生活中的医患关系。近一两百年来，人类社会医学和医疗技术迅速发展，这些发展普遍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医疗服务。然而吊诡的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不仅享受着现代医疗带来的好处，同时也对此感到不满。面对这一悖论，有研究者通过梳理历史指出，从古至今，医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霸权。医学中日益凸显的技术化和非人性化倾向，使病人的声音在现代医学中逐渐消失（朱慎着，曾梵慈译：《论医学宇宙论中病人的消失，1770-1870》，吴家岭主编，付大为、雷祥林：《科技欲望社会》，群学出版社2004）。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医患关系的紧张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医疗模式本身造成的，它把病人当作功能异常的身体，而不是有病人经验的“人”。这自然需要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反思。美国医学人类学家凯·鲍文曾指出：“当疼痛取代疾病，成为我们的主要兴趣时，我们就会向一个尚未流行的方向重新思考它，思考医学。” （凯博文：《疾病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这样的反思自然会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历史，对传统时代进行观察和思考。医疗保健和医患关系。例如，传统社会有一种人生观，总体上与时代的医学标准相一致，如“药可治病”。这自然让人对疗效比较宽容。同时，当时人们普遍以人情来选择医生，医患之间的互动充满了人情味，这对双方关系起到了润滑作用。这些对于我们反思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以及对医疗效果的过度期望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医患之间的关系绝非像普通的商业活动。主要是物质和利益的流动，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情感的互动（于新中：《明清时期医患互动中的人文关怀》，《人民论坛》2019年第36期）。虽然解决这类问题必然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工程，但基于历史的讨论可以从基本认识的角度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启示。

三是有利于为提高现代公民素质提供有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科学化、社会化，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历史研究的关注。在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中，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不断涌现出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等一系列新的历史思潮。这些研究的诉求虽然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都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历史过度的社会科学导向的修正，希望将具体的“人”带回历史的大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学家对疾病和病史的研究逐渐兴起。作为疾病医疗研究这一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的课题，对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无疑更有利于满足上述学术需求，也更容易让我们发现其中的“人”。历史。为此，近年来，作者通过系统总结前人相关研究，提出构建生命史体系的命题。 “生命史”的核心是将生命意识引入历史研究，让它回归人类世界，关注健康。换句话说，我们探索的是历史中有血有肉、有理性有情感的生命。我们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系统、环境等外部因素，更要关注个体和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和表达。虽然生活史研究的范围并不局限于病史，但直接关注健康、关注健康的病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于新中：《生活史：病史研究趋势》、《人民日报》日报》2015 年 6 月 3 日，第 16 版）。其核心在于深入开展疾病史和医疗史新兴前沿研究，不断引进新思想、实践新方法、探索新问题、展现新气象，通过对生活的关注和呈现来凸显历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意义。

（作者：于新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