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历程及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影响

【吴晓江】从经典自然辩证法到现代科学技术哲学——恩格斯理论遗产的当代意义

去年和今年，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去年是恩格斯逝世110周年，也是恩格斯重要手稿《自然辩证法》德俄文首次出版80周年。今年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重要著作《反杜林》发表130周年，也是恩格斯重要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发表130周年”及其首次出版 110 周年。恩格斯在《辩证法》写作和首次出版120周年之际写下了重要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自然辩证法已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其疆域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扩展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文化、科技价值论、科技伦理、技术与社会等广阔领域。字段。随着自然辩证法学科规模越来越大，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教学越来越现代化，我们离这门学科的源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原著越来越远。如果源景已经淡出视线。超越现代科技哲学新兴理论的复杂场景。许多教科书简单地提及或不提及恩格斯原著的内容，有的学者甚至蔑视恩格斯的理论为“过时”的理论。

难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已经成为历史的遗物，与现代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失去了重要的联系吗？不。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正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通过把握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和哲学的发展脉络，以时代精神重新诠释恩格斯的理论遗产，我们可以发现，经典的自然辩证法仍然是源泉。体现了现代科技哲学的波澜壮阔的潮流。

1 融入人类历史活动和价值判断的辩证自然观

长期以来，国内自然辩证法界普遍将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理解为对自然界不同​​层次物质运动联系、演化、转化和发展的总体概述。从国外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观与马克思的自然观不同：恩格斯把“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世界”视为两个世界。 1]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是人类实践的要素”，[1]“他从来没有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意义上理解这种人类，即他从来没有在本体论意义上理解它。外面的现实”[1]。他们依据的是马克思的说法：“只要人类存在，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就会相互制约”。 [2]“自然，以抽象和孤立的形式被理解，并被固定为与人类分离，对人类来说也毫无意义。” [3]等讨论，认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不能考虑不依赖于社会运动的自然辩证法”，[4]以及“在恩格斯看来，自然与人并不是在最初的历史实践中结合起来的”。感。”[1]。他们指责恩格斯“超出了马克思对自然与社会历史关系的解释范围，倒退到教条形而上学”[1]。时至今日，我们在国内的哲学论坛上仍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事实上，恩格斯53岁就开始撰写《自然辩证法》，这是他一生中最成熟的时期。他并不把人类出现后的自然视为与人类历史活动无关的“纯粹自然”。他强调自然的变化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强调当今的自然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实践中。活动。他说：“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有自然影响人，自然条件决定各地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对自然作出反应，改变自然，并改变自然。” ”[5]他指出：“只有人类在自然上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改变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和气候，他们甚至改变了植物和动物”[5]。日耳曼民族移民到德国后，“自然”“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变化甚微”[5]，他提出了“今天的整个自然也已经溶解在历史之中”的结论。

恩格斯深刻发展了马克思“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相互制约”的思想，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和尊重。在《从猿到人》中，他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分析了基督教文化导致人与自然在统治和主宰自然过程中的对抗和对抗，从而导致自然的报复的根源。 ：“那种将精神与自然结合起来的物质、人与自然、灵魂与肉体对立的荒诞、反自然的观点”“发生在古典古代崩溃之后的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的发展”[ 5]恩格斯警告说：“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并不是像征服者统治外国那样统治自然，也不是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那样统治自然，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大脑，都属于自然，属于自然。” [5]20世纪下半叶，面对全球环境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文化和哲学层面做出了与恩格斯非常相似的深刻反思：当前增加地球环境的破坏看似是由西方科技力量的增长造成的，但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根源来看，则是隐藏在基督教教义中的自然态度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延续的结果。古代世界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是，所有自然事物都包含神和“灵魂”。为了确保自己不受到伤害，人们必须用精神和灵魂来尊重这些自然事物。但在《圣经》《创世记》中，上帝创造的故事宣告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以及人类对地球上生物的统治。人是宇宙的主宰，仅次于神；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中只有人类才有精神，而人类所维持的“精神”是与自然分离并从外部统治它的。 [6] “通过消除异教万物有灵论，基督徒可以在不关心自然物体的情况下发展自然。” [6]这样，人就站在自然之外，公开地对自然进行统治。权利观念已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现代技术科学的形成时期，基督教仍然有力地主导着欧洲思想。” “科学被认为是对自然的胜利控制，似乎只是在履行圣经的承诺，即人类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 “[6]这些文化反思不正是一百多年前恩格斯自然观的历史回响吗？

由于恩格斯并不是以朴素现实主义的方式看待“纯粹自然”，而是着眼于从人类历史活动对自然的干预中认识自然、认识自然规律，因此在他的自然观中，当人类主宰和统治自然时发生了什么？人类如何提高预见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后果的能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从猿到人》中，他在分析许多人类改造自然的“预期结果”被意想不到的效果取消、遭受自然报复的案例时，提出了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意义之一。自然法则是“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正常过程的干扰所产生的最近和更遥远的影响”[5]。在这里，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实质上渗透到了人对自然改造和控制的预测性评价或价值判断中，融入了人的价值观之中。同时，他从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范畴的角度审视了对人类统治和掠夺自然后果的预测和评价。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唯一动力，只注重最直接的效益效果，结果对自然环境和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浪费。因此，为了调整现有生产活动所带来的间接的、相对遥远的社会影响，有必要对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实施彻底的变革[5]。

虽然我国自然辩证法界此前曾就“劳动在人类起源中是否起唯一决定性作用”、“劳动创造了人还是选择了人”等问题对恩格斯《从猿到人》的部分内容提出了质疑。男人？”然而质疑和争论，《从猿到人》最后一部分对人类干预和改造自然的预测和评价的精辟论述，至今仍具有新鲜的生命力。当前，技术发明和工程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与预测、科技发展生态安全负责任的伦理研究日益成为现代科技哲学的重要内容。恩格斯从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角度审视了人与自然关系不平衡与协调的根本原因。这仍然是我们今天构建生态自然观所必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恩格斯晚年阐述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极大地深化了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思想，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世界包含着社会的和历史的因素。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规定。 ，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影响。当代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世界的“人性化”程度及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时代。近年来，我国辩证自然世界自然观的研究重点转向“人工自然”和“生态伦理”问题的研究。这是恩格斯辩证自然观的当代延续和扩展，其中包括人类活动的影响。

2 突出主体能动性，反对狭隘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和认识论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的重大理论贡献不仅在于他惊人的毅力、博学的才华和哲学家的智慧，而且还在于他对自然科学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知识材料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十九世纪。系统的整理和理论总结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而在于他在创造这种自然观并实现“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的回归”的过程中，尖锐地批判了继承下来的狭隘思维方法。英国的经验主义，对德国辩证哲学中深刻的理论思想进行了探索和推崇。其积极成果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科学认识论。他的这些理论遗产在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仍然显示出其恒久的价值和现实生命力。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如何看待经验与理论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以及受其影响的国内学者常常抓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费尔巴哈节选部分”中的一句话，断定恩格斯的自然观背离了马克思强调自然的反思论。主体的倡议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主张人们站在自然之外，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认识自然——“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无非是对自然本来面貌的简单认识”。天然，无任何添加任何外来成分”。 [5]事实上，从这句话的上下文来看，恩格斯主要强调的是，19世纪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有着坚实的经验科学基础，克服了“古希腊人和我们两千多年的差异”。这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世界观。” [5]而且，这句话是恩格斯正式发表《论费尔巴哈》时被省略的部分。

从《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的序言和引言的整体思想来看，恩格斯主要强调了理论思维对于整理和总结当时积累的大量自然科学经验材料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和假设在经验中的作用。观察的积极作用，尖锐批判了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狭隘经验主义认识论。培根的代表作《新仪器》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消除“劫持人类理解力”和“围困人类心灵”的四种“幻觉”。他认为，人们不能将自己的认识“融入”到对自然的认识中，也不能“抱有偏见”。 [7]在反对笛卡尔的“先天概念”时，洛克提出了经验主义的“白板理论”，即人的心灵本质上应该像一块“白板”，一切知识都来自于感官经验。恩格斯反对这种肤浅的经验主义，强调认知主体的理论素养和知识背景对于经验发现的决定性意义。他赞同黑格尔的观点：“什么样的心灵从事对现实的研究，对经验具有重大意义。伟大的心灵会做出伟大的经验，并在丰富多彩的现象中看到有意义的东西。”[5]他指出：当自然的经验知识材料科学需要系统地整理和总结，“经验方法在这里是没有用的，只有理论思维在这里可以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只是一种天赋。”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得到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迄今为止除了研究过去的哲学之外，没有其他手段。”[5]显然，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与培根的看待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将古今中外的“一切公认的理论体系”视为“戏剧幻觉”并予以“扔掉”，这与洛克肤浅的“白板理论”反对“先天概念”的态度是完全截然相反的。反对。

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哲学的主导思潮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发展于20世纪擅长深刻理论思考的德语国家或德语文化圈，量子力学、相对论、基因论（源自奥地利孟德尔反培根经验归纳法的基因实验）分子遗传学的理论框架起源于德国。然而，以奥地利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革命性探索活动远远超出了经典科学观察的水平。科学探索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背景、概念框架、兴趣、想象力、“精神期待”和“远见”，对于科学观察、发现的实证活动起着引导和制约作用。这打破了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观察语言来自感受、独立、中立、不受理论语言影响的神话。出生于德语国家的波普尔主要以总结爱因斯坦的理论成就为基础，尖锐批判了培根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认识论，提出猜想或“尝试性理论”来指导观察和发现。科学认识论。库恩提出，以基本信念和理论框架为核心的“范式”对科学实证发现具有纲领性的指导功能，揭示科学家的社会环境、经验、教育、文化和心理因素对感受、观察和认识的影响。经验。 。 20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的科学哲学新锐人物提出的理论，如麦克斯韦的“形而上学蓝图”（即“目的经验主义”）、格廷的“概念框架”、劳丹的“概念框架”等。 “科学研究传统”和霍尔顿的“基本主题”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传统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基本主题的重要性。用于科学实证发现的本体论或宇宙论的信念、概念、假设和理论。主角。 [9]每当我们研究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的这些理论时，难道我们不能感觉到恩格斯反对狭隘经验主义、强调理论思维的积极作用的思想脉搏还在其中跳动吗？

（二）如何看待归纳与演绎的关系

相信科学始于观察的经验主义者也是相信科学理论只能通过对事实的归纳观察而形成的归纳主义者。恩格斯在批判“只依靠经验、极其蔑视思维”、“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学派时，用了较多的篇幅尖锐地批判了培根、休厄尔等主张归纳法的“英国经验主义”，和牛顿。 ”的思维方式，用当时新发现的生物进化论等大量科学事实来反驳“归纳万能论”[5]。他用发现热力学原理的例子来说明“归纳法无权声称是科学发现的唯一或主导形式”[5]。恩格斯嘲笑归纳法是唯一可靠的科学方法，并声称“我不做假设”的牛顿是“归纳法的驴子”[5][10]。他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有问题的推理”[5]，也同意休谟对归纳合理性的批评，认为“仅从观察中获得的经验永远不能证明必然性。 ”[5]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不可知论，认为人类活动（如工业技术）可以赋予自然运动“预定的方向和规模”，“为某种运动的发生创造条件”。 ”从而“验证因果关系”[5]。恩格斯根据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强调演绎方法在整理和总结经验材料以做出科学理论发现（如表明生物进化的物种分类）[5]同时，他综合了一种动态的、预测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假设方法，被视为科学思维发展的基本形式和科学发现的有力工具。人们认为，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界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起茂密的假设森林”，这是科学发现的必要步骤。 [8]。

恩格斯分析了归纳法的局限性，强调演绎和假设方法的重要性，预示了20世纪科学观和科学认识论转向发展的新趋势。首先，以归纳法作为科学与伪科学分界线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日益面临严峻挑战。证伪主义科学观试图打破大多数科学家的“归纳法错误信念”，反对逻辑。在实证主义的科学划分标准和归纳主义的科学积累与发展观的基础上，采用含有演绎推理的“伪检验法”作为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方法。历史主义学派还主张反对归纳积累的科学进步观。其次，正如爱因斯坦总结的那样，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显着特征是：“适合于科学萌芽期的归纳法正在让位于探索性演绎法。” [12]爱因斯坦·斯坦因认为物理学的基础“可以说不能从经验中通过归纳提炼出来，而只能通过自由发明来获得”，[12]他思想飞跃地提出了“探索性演绎法”还有直观的理解，即假设演绎法。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和汉森表达了以假设方法和演绎推理为主要特征的“溯因法”。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出的问题包括问题、假设、演绎推理和检验。波普尔提出的以猜想和演绎推理为主要环节的科学探索五步法和科学探索四步疑难模型，已经超越了培根早期提倡的经验逐步归纳法。科学，为想象插上了翱翔的翅膀。它证实了恩格斯关于科学时代即将到来的方法论转折点的预言。

（三）如何看待经验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恩格斯在讨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诞生和旧自然哲学的终结时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一旦对每一门科学提出了要求，就不再需要比其他哲学优越于科学了。”弄清楚它是什么。以及它在事物知识的一般联系中的地位，任何关于一般联系的特殊科学都是多余的，因此在所有以前的哲学中，唯一的思想学说及其规律——形式——仍然是独立的。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属于自然和历史的经验科学。”[8]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否定了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对科学的积极意义，狭隘了哲学的含义，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

事实上，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任何具有普遍联系的特殊科学”，主要是指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和“宗教哲学”。这些理论虽然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想法，但主要是用哲学家头脑中的想象联系代替了真实联系，把自然和人类历史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和逐步实现。 [13] 恩格斯对于经验科学与思辨哲学或“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看法是辩证的。一方面，他认为，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我们不能编造一些联系并将其付诸事实，而必须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尽可能用经验证明它们。 [5]另一方面，他用大量篇幅强调辩证哲学的作用，特别是辩证哲学的两种历史形式在认识自然和宇宙方面的天才思辨，在经验科学的发展中，即希腊哲学和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他严厉反对“用培根式的傲慢来看待希腊人”[5]（培根认为“希腊人的智慧是好辩的”，“他们的大多数学说只是‘无聊的老人对无知的年轻人的谈话’”）。 ”）[7]恩格斯肯定古希腊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直觉”蕴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胚胎和萌芽”，“预言了人类的伟大成就”。随后的研究成果”，并肯定了希腊人的“自然不可能是非理性的”[5]这一信念肯定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的积极意义，即自然的合理性或宇宙的规律性体现在“和谐数系”以及他们的关系。” [5]他还列举了古希腊原子论和笛卡尔关于宇宙运动守恒定律的思想，它们是现代原子论和能量守恒原理的先驱。在讨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恩格斯重点批评了牛顿等人警告“物理学，谨防形而上学”的狭隘经验主义[5]。他认为自然科学只能“学会掌握哲学2500年来的发展”。通过取得这样的成果，它可以摆脱任何与之分离、在其之外、之上的自然哲学，同时也可以摆脱自己继承自英国经验主义的狭隘思维方法。”[8]可见，认为恩格斯否定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对于经验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是一种误解。

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在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中日益显示出时代的生命力。逻辑实证主义力求消除思辨哲学的观点，即科学领域的“形而上学”。它受到爱因斯坦、薛定谔等伟大科学家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大科学成就的猛烈冲击。在爱因斯坦看来，莱布尼茨关于宇宙是按照“预定和谐”设计的信念和斯宾诺莎泛神论意义上的“理智上对上帝的爱”都可以成为他科学探索的强大动力。对于那些渴望洞察自然的崇高威严和令人敬畏的和谐秩序的科学家来说，动力已经成为无限毅力和耐心的源泉。薛定谔认为，对现实及其本质的哲学思辨，或者说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科学大军在探索知识道路上的先锋队，是构建知识大厦不可或缺的脚手架。他认为“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转化为“物理学”或自然科学；如果把“形而上学”完全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科学就会失去灵魂，成为没有发展前途的干枯骨架[14]。波普尔的理论深刻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渴望摧毁“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肤浅观点，认为大多数科学理论源于神话，包括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直觉和猜想，例如地震运动理论。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对太阳崇拜的启发，开普勒的“宇宙和谐体系”包含了一个“毕达哥拉斯梦想”[11]。在库恩的理论中，作为“范式”的核心部分，首先有科学界所共有的“形而上学”的基本信仰和价值标准。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形而上学”对科学发现的积极意义得到了更多的肯定。例如，麦克斯韦的“形而上蓝图”理论表明，科学探索活动是在预定的“主蓝图”即最基本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的。 《形而上学总蓝图》的基本点是假设“宇宙是有智慧的”，即坚信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有非常微妙的结构和规律。这些结构和规律具有简单性、统一性、协调性、对称性和完善性[15]。

3 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观

今天，当时间之舟将我们带入21世纪，承载着我们对伟人敬佩的灵魂之舟，仍然需要回到它的源头，回到恩格斯的原著中，重新领略伟大人物的源头风光。自然辩证法，欣赏他对社会文化的开放性。风景、高楼大厦 这部历史长卷，以磅礴的笔迹、瑰丽流畅的文字，描绘了两千五百年来哲​​学、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催生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诞生。大自然的演变具有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感。通量和辩证发展的整体情况。恩格斯 - 列宁（Lenin）称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杰出的学者”。他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工作中，使用了自然历史，科学历史，技术历史，哲学历史，文化历史，宗教历史，经济历史，社会历史知识的广泛知识，讨论了社会和文化因素，例如文艺复兴时期，例如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发展，全球探索以及有关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地理发现，以及科学和技术进步在促进社会和文化变革中的作用。他赞扬了文艺复兴时代所产生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受劳动狭窄的划分的限制，并且“在智力能力，热情和性格上是多功能性和知识的巨人” [5]。他从社会和文化的广泛角度研究了科学和技术问题。当我们从事科学和技术哲学并建立对社会和文化因素融合的科学和技术的现代观点时，我们必须继承的学术精神和方法仍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年来，对科学与技术与社会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包括研究科学与技术与道德，价值观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我国科学发展的新成长点和技术理念，并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研究科学和技术哲学的研究将不可避免地促进对从传统狭窄领域到更广阔世界的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性质和意义的研究。 “高高攀登，看到雄伟的天空，而广阔的​​河流将永远不会回来。”我们坚信，凭借21世纪时代的精神，我们应该掌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遗产的活泼灵魂，并以历史上一个伟人的思想，风格和愿景来增强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哲学肯定会像一条向东流动的河流，数百条河流融合，冲向更宏伟的人类智慧。

【参考】

[1] A. Schmidt。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由Olli和其他人翻译。北京：商业出版社，1988。51、15、14、44。

[2]马克思。德国意识​​形态[a]。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作品（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20。

[3]马克思。 1844年经济和哲学手稿[A]。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作品（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78。

[4]哈贝马斯。理论和实践[M]。法兰克福：1976。238。引用来自Ouli Tong。法兰克福学校的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144。

[5]恩格斯。自然的辩证法[M]。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翻译和翻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1971。209、19、215、159、161、160、177、183、27、205-208、297、182、200、187,32,31,7。

[6]威廉·赖斯。自然的控制[M]。由Yue Changling等人翻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25-27。

[7]培根。新工具[M]。由Xu Baoxuan翻译。北京：商业出版社，1984。18-21，47，48。

[8]恩格斯。反杜林理论[a]。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选作品（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27、65、54、55。

[9] Luo Huisheng。西方科学哲学史的概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261-286。

[10]精选牛顿自然哲学的作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3。

[11] Popper。科学知识的演变[C]。由Ji Shuli编译。北京：桑利亚书店，1987年。350，84-86，102。

[12]收集的爱因斯坦（第1卷）[M]。由Xu Liangying等人翻译。北京：商业出版社，1976年。262，372。

[13]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赫（Ludwig Feuerbach）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选作品（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242，243。

[14]Schrödinger。我对宇宙的看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206。

[15] N麦克斯韦。科学发现的理性[a]。科学哲学（41）[C]。 1974。123-153，247-295。引用了Luo Huisheng。西方科学哲学史的概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261-264。

（最初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中，第11期，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