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5年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

关于作者

郑永年，双绿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名誉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张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的创院院长。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联合主编、劳特利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等。 ——世界科技图书公司《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内部转型和对外关系研究。

介绍：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部署2025年经济工作重点。会议强调，要扩大内需，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同时，科技创新引领新生产力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多个重要学术论坛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体量”存量现象，应以科技创新为传导机制，推动宏观政策加快落实，创造新的增量。经济释放更多经济活动。他认为，中国在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可以考虑设立“科创区”，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以更加灵活高效的“区块”模式实现产学研融合。化，推动技术创新和发展。

郑永年教授近期还出席了第十三届南方智库论坛、广州论坛2024年年会等重要会议。特将郑永年教授的精彩观点整理出来，供读者欣赏。

郑永年：高质量发展必须靠科教、科学创新、技术进步

2024年12月11日公共政策学院企业座谈会

12月11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召开企业座谈会。郑永年教授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他强调，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靠科教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实现。

郑永年教授指出，人才培养必须紧密结合社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实际需要。国际层面，他结合中美关系演变和国际体系多极化趋势，论述了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才、企业、金融三大体系是美国成功的最重要标志。

在国内层面，中国过去几十年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也与单边开放政策密不可分。开放不仅限于经济和社会领域。我们的人才教育也需要积极与国外交流，走向国际市场。

对于企业的发展趋势，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很多企业“大而不强”，主要是因为开放程度不够。对此，要借鉴美国的经验，促进企业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良性竞争，使企业在规则、标准、法规上实现统一。这样，不仅企业自身变得更强，而且有利于促进内部循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有利于促进外部循环，融入国际市场。

他强调，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靠科教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实现。他认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中国转变为发达经济体，就必须突破和克服中等技术陷阱，而科教人才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郑永年：工业和农业都需要集约发展

2024年12月9日第十三届南方智库论坛

12月9日，郑永年教授出席第十三届南方智库论坛，并发表题为“高质量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演讲。会议期间，郑永年教授接受了中山日报等多家媒体采访。

郑永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需要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是土地碎片化无法实现的。特别是对于农村来说，我们这些年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集约化。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能发展出类似韩国、日本那样的规模化农业经济。

产业发展也需要集约化，而实现集约化必须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与合理的土地规划密不可分。

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山市推动的乡镇低效工业园区转型升级（简称“产业改革”）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希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模式，并推广到世界各地。

他说，经济发展需要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实体层面，流通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深中通道，连接深圳和中山的跨海通道。但体制机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推进。

郑永年：我们应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2024年12月8日广州论坛2024年会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广州论坛2024年年会上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分析判断，引起中新社、中国青年网等媒体的关注。媒体。

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必须乐观，也有乐观的理由。他指出，中国海洋经济、内地经济、航空经济、数字经济、虚拟经济等领域潜力巨大。

他指出，中国船舶工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对于海洋经济的深入发展十分有利；同时，中国幅员辽阔，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内地经济潜力巨大；此外，我国具备制造大型飞机的能力，长三角、珠三角正在积极发展低空经济，该领域发展前景广阔。

郑永年教授表示，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但同时也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活动相匹配的需要，未来增量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技术创新。

郑永年：以科技创新为传导机制打造“增量经济”

2024年12月6日前海论坛

12月6日至7日，郑永年教授出席前海论坛并发表题为《开放与国家未来》的主旨演讲。

郑永年教授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破坏全球贸易体系的能力绝对不容低估。当前全球贸易体系面临三大挑战：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处于半解体局面、美国推行排他性多边主义、区域贸易体系面临巨大问题。

他强调，在此背景下，单边开放是中国推动自由贸易、重塑世界贸易体系、推动再全球化的重要武器。单边开放可以扩大和推进到更多领域。他以中国与东盟贸易为例指出，当前的“自贸协定3.0”已经不够。如果中国与东盟的单边开放能够顺利实施，类似欧洲共同市场的中国-东盟合资企业很快就能形成。市场。

他还指出，中国的单边开放与全球资本的力量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将有能力重塑世界贸易体系。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金砖国家媒体论坛执行主席、新华社社长傅华出席金砖国家媒体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来源：新华社

他指出，马斯克受特朗普邀请成立政府效率部负责改革，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监管。如果这一举措成功，将导致美国的“原始资本主义2.0版”，为资本赋能，使美国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甚至有能力垄断这场革命。

对于中国来说，不仅需要发挥国家制度的优势，更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只有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他“虚拟”服务业难以长期维持。全球发展趋势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可以考虑打造服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平台。

他还指出，我国各地经济发展出现“内卷化”现象，一系列宏观政策缺乏新的“传导机制”。他认为，下一个传导机制应该是技术创新。他提出“科创区”概念，主张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设立若干“科创区”，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实现更灵活的发展。高效的“块-块”模型。产学研结合，推动科技创新。

他认为，科技要实现突破性发展，“放松管制”是必然的。设立多个“科创区”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它既可以“放松管制”，又可以兼顾安全考虑。

郑永年：中国要坚定走自己稳定、目标明确的发展道路。

2024年11月30日华孚论坛

近日，郑永年教授应邀出席第211届华府论坛，并作《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专题讲座。

郑教授重点分析了美国新政府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认为，理解特朗普及其政策需要超越个人偏好，客观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特朗普当选总统并非偶然，而是美国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他认为，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既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又要表现出灵活，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升级。

同时，针对当前国际形势，他强调，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但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压力也在加大。他特别提到印度在地区事务中的崛起，指出印度正试图在国际层面取代俄罗斯，与中美形成新的三角关系。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的崛起也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中国高度关注并作出适当应对。

在谈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郑永年教授表示，中国应该坚定走自己稳定、有目标的发展道路，不被外部情绪和舆论所左右。他强调，中国外交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此，中国需要加强同各国的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郑永年：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独立的知识体系以及如何构建

近年来，我们把文化强国建设提上日程。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生产能力以及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形式的社会意识。因此，文化是一个统称。我认为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的文化的核心是它的知识体系。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和反映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中外文明的演进史说明了知识体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近年来如此重视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国内、借鉴外国、探索研究的思想，努力建设中国特色哲学。历史，把握现在，关爱人类，面向未来。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格。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视察讲话时再次指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建设我国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必须以中国为反思、以时代为反思，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学术界。同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加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培养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密切相关。简单地说，学术是基础，学科和话语是学术的不同载体和表现形式。从经验上看，就学术与学科的关系而言，首先是学术，然后是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基础是学术，包括思想、观念、想法、理念和理论，无论是玄学还是形而上学、宗教还是世俗、事物还是人事等。学术的制度化就是学科，即思想、观念、观念、概念和理论的分类。但学科出现后，又会反过来促进学术研究。基于类别的研究创造了分工，基于分工的学科有助于深化学术研究，进一步从学术研究中获得新的思想、观念、理念、理念。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学科的发展。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深化的演化和发展过程。

就学术与话语的关系而言，学术也是基础。没有学者，就没有话语。话语只是学术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包括语言、图像、视频等。如果说学术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学术界，那么学术转化为话语后，其活动范围就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延伸到了各个领域。社会实践。在实践领域，不同话语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流、争论和冲突构成了话语变革的动力。话语的变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学术的深化和发展。

就学科与话语的关系而言，学科也是话语体系制度化的结果。现代社会，话语体系的载体不仅是产生话语的学科本身，更多的话语功能由专业机构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大众传媒承担。学科体系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分工和专业化，从而导致话语基础的深化和拓宽，而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应用。话语存在于实践领域。话语在实践领域的影响（如可接受、不可接受）会反馈到学科领域，构成学科变革的驱动力。

如果说主体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制度表现，那么这“三大体系”就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从各自的功能来看，学术体系是揭示学科客体本质和规律的系统理论和知识。话语体系是理论和知识的言语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达形式和语言载体。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其自身的话语体系才能表现为客观存在并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一个学科体系只有准确、充分地表达该学科的学术体系，才能成为有效的话语体系。一门学科只有通过一系列专业、系统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形成统一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才能称为有效的学科。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主体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共同体”或“知识群体”。这里的“知识共同体”是广义的。虽然其主体是学校和研究机构，但并不限于这些。现代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共同体的外延不断扩大和拓宽，包括对知识体系做出贡献的一切社会群体。知识共同体构建知识体系，学科、学术、话语可以理解为知识体系的三种存在和表达方式。学科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建的教学模式；学术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建的研究模式；话语体系是知识共同体对外交流的工具模式。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建设这“三大体系”呢？呼吁建立“三大体系”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不存在这“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首先，虽然有学科、学术、话语三个领域，但它们各自的发展都存在很多不足，尚未系统化。其次，这三个领域各自独立，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没有系统化。第三，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三大体系”无论是各个领域还是整体还缺乏比较优势，在国际舞台上不具备竞争优势。第四，更为严重的是，现有的“三大制度”缺乏“中国性”，更多地体现出“西方性”。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以来，学术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态度仍然是“我注六经”，即用中国案例论证西方命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三大系统”并不是“自治”系统，而是“应用”系统，即应用别人的系统。第五，“三大制度”既不能反映、也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已经失去了与中国现实的关联性。如果“三大体系”不能重构，那么“三大体系”不仅难以进步，而且更有可能更快衰落。

近年来，作者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如何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因此，本文想谈谈对经济学建设的一些初步看法。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讨论的情况不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而且几乎存在于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

这是一个引用：

即使在今天，（中国）学者也很少研究中国经济思想，而只专注于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学者们只是照搬西方学者的经济思想。欧洲归来的学生呼吁中国遵循欧洲的经济政策，美国归来的学生则赞扬美国的经济政策。一方的支持者认为每一种理论都是完美的，而反对者则猛烈攻击。如果我们研究近年来我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混乱和财政管理水平的低下，就会发现忽视国内经济环境的严重后果。不结合国情的讨论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学者们要想为解决中国当代经济问题做出贡献，就应该研究国内的经济思想，对其进行整理和批判，进而了解我国的经济背景。同时，学者们还可以研究西方的经济思想，对其进行梳理和批判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由此看来，中国当代的经济问题也许会有更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此引文原为文文，作者翻译成白话文）

如果不告诉读者这段话的出处，相信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今天的一位经济学家在批评他同时代的同事，因为这段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然而这段话是引自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菡所著的《管子经济思想》一书，距离1936年已经近90年了。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经济研究的现状似乎是这样的。还是和抗战前一样。但事实上，就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设而言，今天的形势比那个时代更为严峻。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一大批通晓中西历史的学者。今天人们能读到的中国经济史或者经济思想史的经典文献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虽然，正如黄菡的话所暗示的那样，当时的一些学者成为了西方知识的“搬运工”，但仍有不少学者立足于中国实践的需要来思考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未来。今天，中国经济学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很难找到这样一批既懂中西又懂西方的学者。

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尴尬境地。我们面临许多经济困难和挑战，需要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思维，因为经济思维是认识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工具。然而，中国经济界一直苦于缺乏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人们总是用从国外引进的经济理论来这样或那样地解释和诊断中国经济。结果诊断错误，处方错误。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更加严重了。在一段时间内，此类外国工具的使用是通过所谓的“改革”实现的。因此，越是“改革”，问题就越多、越严重，导致社会对改革产生怀疑。因此，人们必须清楚：首先，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美国、欧洲、日本的经济问题；其次，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的治疗方法，而不是整天治疗美国的方法。 ，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问题，美国的方法，欧洲的方法和日本的方法在市场上招摇。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现实一直呼唤着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中国经济学的诞生。

尽管经济学界在实践中遇到了障碍，但很多人仍然没有认识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于完全接受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特别是学术界）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他们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经济学，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建构中国经济学。

前几天，我为尹汉宁先生刚刚出版的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三联书店2024年版）写了书评。我强调为什么要建设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经济。一个人读到这条信息后说：“让我们再创造一个中国牛顿定律吧。”我想在中国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很多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或社会科学）是普世的，中国根本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

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人想制定中国牛顿定律，那他们就完全错了。”但同样，“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具有普世性，而中国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那么也是如此。”非常错误。”

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经济学一直将自己视为一门科学。在经济研究领域，所谓的“定量”和“数学”方法论一直是主流。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物理学和经济学不分东西方或国家。

那么，西方经济学是否具有所谓的普遍性呢？近代经济学起源和发展于西方，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西方始终相信自己的经济学是普世的，而且接收国的学者也相信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的。

这种所谓的“科学”趋势已经产生并且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越来越“科学”，但实际上却离实际经济越来越远。西方也是如此。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说“商学院与商业无关”（商学院与商业无关）和“经济学与经济无关”（经济学与经济无关）。在经济政策领域，将带来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智利军政府期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该国造成的损害就是一个例子。 20世纪90年代后，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有效阻力。

我们否认美国经济学的普遍性，但我们不否认经济现象的普遍性。任何经济学或社会科学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由两个部分组成，即“社会”和“科学”。 “科学”代表“普遍性”，而“社会”代表“特殊性”。就经济学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首先，只有在任何地方都发现某个经济运营规则时，才能说是普遍的。例如，诸如供求与需求与“稀有事物更有价值”之类的现象的存在是普遍的。其次，经济学具有特殊性，普遍性被嵌入了特定的实践中。一旦特殊性分开，普遍性就变得毫无意义。第三，无论是从理论的还是经验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普遍性都像山的高度和氧气的含量。它越高，越薄。越深入的经济运营，它变得越来越少。有关的。第四，正是因为“普遍性”嵌入了“特殊性”之中，普遍性应该是对经济自身变化的内部需求，而不能通过武力促进，否则它将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将失败。 ，这就是“华盛顿共识”。

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耐心来研究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那么在不同时空和空间中的经济实践如何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的建设就不难。

首先，历史性。所有经济学都是历史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都发展了与那个时代一致的经济学。使用起源于农业社会来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现象的经济学是荒谬的，并且使用源自后工业社会来解释农业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同样荒谬。如今，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所有传统经济学都面临着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面临重建或垂死的选择。

第二，国籍。经济学的“民族特征”是常识，但我们的学者甚至不再具有这种常识。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经济学出生于法国，李斯特（Lister）的经济学出生于德国，汉密尔顿经济学出生于美国，而发展主义出生于东亚。这些是不言而喻的。当英国人将英国自由经济学（即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推广到德国人时，德国的名单正在思考德国如何向美国学习并实施重商主义。这是列表的经济理论。起源。必须指出的是，创建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学来解决当时该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如果未认识到经济学的民族本质，那么一般的经济学从何而来？自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赋予所谓的“普遍特征”。但是，新自由主义仅在英国和美国国家普遍存在，并且没有普遍的适用性。正是美国利用其政治权力强行实施“华盛顿共识”。许多学者被经济理论的“美”陶醉，并忘记了其起源的根源。

第三，面向问题。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基于他或她或他或他的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没有经济学家的研究旨在追求普遍性或寻求所谓的普遍真理。只有当他或她面临特定的经济问题（现象）并提出有效的解释（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时，他或她的理论才能变得普遍。结论很简单。如果中国经济学家无法直接面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现象），也无法有效解释这些问题（或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么很难说他或她可以建立有效的经济理论。

我认为，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普遍的，主要是因为它的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是可以肯定的。经济学还追求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质。学者对方法论的过度追求通常会导致几个明显的缺陷。仅举几例。首先，简化，将经济学减少到一些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其次，经济学家设定了太多的“ if”。只有当这些“假设”为真时，经济学家讨论的原因和影响才会出现。但是，经济学家设定的大多数“假设”现实中并不存在。第三，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正在转向数学，这使他们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来逃避现实。但是，经济学的数学化也有助于经济学与真实经济之间的无关紧要。第四，更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将经济与社会，政治，文化和其他因素分开的过程。在任何地方，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深深地嵌入了该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可以与社会分开的抽象经济活动。但是，经济专业的学生坚持要“剥夺”其他生活的经济活动，并将经济视为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当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时，许多经济学家永远不会，也不愿承认是错误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学家中，这种理解尤其普遍。许多人经常将经济学视为绝对真理，并利用经济理论来衡量（法官）中国的经济现实。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学界仍处于黄韩1936年描述的情况。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兴起不仅反映在经济或其他艰苦的力量的兴起中，而且还需要反映在基于思想兴起的社会科学的兴起中。我们需要花几代人的努力来真正基于中国实践来建立经济学。据信这是一个盛开一百朵花的时代，但这是基于中国练习而不是炒作外国思想的时代。中国的独立经济学并不排除外国思想，但它必须是一个公开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中流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