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与自然协调：从黄河流域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渊源

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就是一部环境保护与破坏的矛盾史。经济学最理想的状态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经济机制与生态机制的和谐。然而，文明的进程往往忽视了对人与自然结构的把握。当历史深处的忧虑被现实证实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当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兴衰的历史坐标时，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当代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殊途同归。 （一）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仰韶文化开始，经过农业技术发达的龙山文化时期，一直到夏代初期，这里的农业已有3000年的历史。当时实行大规模的“刀耕火种”。 《管子·枯都》曰：“黄帝王……不利兵器，焚山林，毁庄稼。”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想法，最初是无意识的甚至是迷信的。人们曾经与数百位神灵一起崇拜山川河流。 《诗经》有“食之为善，福报多”之说①。 《国语》还指出，九州的山川湖泊孕育着物质资源，必须加以保护和崇拜。

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意义在于明确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使人类经济活动合理化，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长期的演变，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已从无意识、模糊阶段发展到自觉、明确阶段。到了东周时期，其目的就相当明确了。它承认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开发产生不可否认的影响，但主张合理、有计划地利用。春秋时期就有保护怀孕产卵的鸟兽鱼鳖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则；孔子主张“钓鱼无纲，行船无射”②，以避免生态资源的代际供需冲突；荀子在《王制》中说：“草木茂盛，滋补”。成熟时，不能入山林，不能早死，不能停止生长。”《礼记·岳令》蕴含着气候协调发展的思想，生态与社会：孟春，草木发芽时，“不以雌性（雌畜）祭祀，禁止伐木，不盖巢穴，不杀童”管仲指出，“如果春政”。不受约束，百庄稼不长；夏政不克制，则五谷不长。”

先秦时期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思想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秦汉时期，理论上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汉高祖刘邦后裔刘安邀嘉宾合着《淮南子》，系统总结了先秦环境保护思想，是古代对生态环境保护最完整的论述。其中，《诸术训》中有一段话，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乃老王，视天时、用地财……故，老祖宗的方法……湖不干涸，鱼不烧。” “林中狩猎”，相信只有这样，才会出现植被茂盛、物种多样、生机勃勃的景象。

生态效益是经济效益的环境基础，经济效益是生态效益得以提高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贾思勰指出：“茂林之下，必有苍郁华盖”。唐宋时期的许多诗词也体现了这一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体”的学说，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原则，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然而历史证明，经济的发展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支撑。因此，资源的开发利用（客观上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理性的人类应该学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而不是杀鸡取卵、沼泽钓鱼，超出资源和环境的承载极限，因为生态退化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上有无数惨痛的教训。 《水经注》记载，越王勾践“遣木匠三千余人，上山伐木，一年”；不久，“遣楼川率领2800人，砍松柏以造松”。如果说“我的才华都必须有用”，其行为的危害在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时代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和毁林建都历代都造成荒漠化、荒漠化、植被退化。长此以往，塞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整体减少将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元朝都城大都，原始森林被大规模砍伐。有人愤怒地作诗：“六安人毁巨松，铜山八百里”。这也造成了水土流失和淤积。许多河流曾经舟帆如云，千帆竞发的局面已经成为过去。再加上国家之间长期冲突，砍伐树木建村，甚至毁林灭敌，无休无止的破坏，欠下了无法弥补的生态债。人类是大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大自然最大的破坏者。对此，朱熹在《孟子集疏》中指出“宜适时而取，克制用”。清代散文家梅增良分析指出，山区开垦造成水土流失，影响了平坦的山田。然而，这些宝贵的思想大多在血与火中消亡，对环境的掠夺日积月累，成为当今许多地区千疮百孔的悲惨景象的历史根源。

恩格斯说：“我们不像征服者统治外族那样统治自然世界。③”与天地相连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虽然古往今来都有破坏发生，但这与西方自雅典时代以来走上的征服万物和自然的道路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潜心致知”、“与天地共生”的伦理和谐，“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平等和谐。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

（二）

资源是稀缺的，但人类的需求却是无穷无尽的。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得可持续发展担负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供应的重任。人口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形式，形成促进和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例问题，以及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生产能力的问题。

资源稀缺性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长期以来，中国曾经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我国是农业古国，农业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土地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先秦时期，地广人稀，广阔的土地生产资源缺乏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这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和生产关系的体现。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开始，古代文献中就已经讨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最早见于《易》、《诗》。 《易经》中的卦象主张人口增加，而《诗经·国风》中的很多篇章直接以爱情、婚姻、家庭为中心，把人口和土地同等重要。希望人口增长的想法与当时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致的。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和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墨翟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主张“富国民民”。他把土地、人口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并注意到土地与人口的比例问题。他提到“城方三里，万户”。不管这个比例是否扭曲，所有将帅都应该守城调兵。在令全体人民自豪的背景下，这是难能可贵的。商鞅提出，民不宜过地，地不宜民。他以朝鲜、赵国为例，证明他认为地大者未必富强，地狭者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利用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有效性，这是当代精深经济思维的雏形；他还启动人口统计工作，正确落实富国强军方针。管仲指出，单纯增加人口和土地，不一定能带来繁荣。人口和土地必须在数量上相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这对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非常有意义。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殿也要有一定的限度，禁发也得有一时。占领土地。

荀子在前人的基础上指出，应当利用现有的土地资源，增加人口，估算人力，发展生产。由于历史的限制，他没有将考察与生产方式结合起来。但他以土地多少立国，谋划惠民，收支平衡。思想对于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韩非认为，打与不打的关键在于财富的多少，不是绝对的数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数量。他断言人口正在呈指数级增长。他比马尔萨斯早2000多年考察了人口与财富的比率，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时期，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并未得到明显体现。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朝初期，多是休养生息，轻徭役，少纳税。再加上税种的集中化和简化，农业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大。有学者推测，明朝万历年间，人口超过一亿。到了清初中期，垦区已向西部丘陵山区推进。农业社会创造了庞大的人口，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因素，作为消费者的消费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对人口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论述和具体的分析。这是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顶峰。他分析了人口规模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的矛盾，讨论了人口与物价，以及就业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到人口增长要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增长相一致。 ，这在今天看来是科学的。

历史进步人士对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见解。我们可以概括为一点：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的利用不能超过资源开发和更新的速度。否则，就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就是古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经济和生态。兴则同兴，衰则同亡。发展必须被理解为人、自然、社会之间连续性、协调性、平等互动的统一过程。确定孤独是不经济的。

（三）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的负面外部效应。当经济活动扩展到经济之外时，就会产生外部效应。我们所说的负面外部效应本质上是私人成本的社会化。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意识的制约下，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外部负面影响，主要是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经济效益的下降。为了解决外部负面影响，历朝历代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法治和财税的方式让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承担社会成本。中国古代主要的税收方式是山园税（类似于现在的资源税）。虽然开征山泽园税（历代称呼不同）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财政收入，但客观上对抑制外部负面效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获得资源需要付出代价。对于许多资源来说，成本和价格很难确定。比如，优美的环境、繁华的城市生活都是资源，但由于它们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所以它们的价格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衡量，也就是获得这种资源所必须花费的成本。比如体力和财务费用、搬迁费用、取得户口的费用等。对于古代中国居民来说，为了获取资源，有时不得不贿赂政府、打通联系、承担各种赋税。据《周礼记》记载，西周时征收山泽税，后来又有矿税、盐税等多种税种。与此同时，法律的完善和实施也得到加强。早在殷商时期，就有禁止街头倾倒垃圾并将其视为犯罪的规定，与《汉谟拉比法典》类似。 《韩非子》记载：“殷之法，投灰入道者，斩手”；西周《法崇令》规定：“不毁屋，不毁井，不触六畜，不及令者，死无赦”（“法崇令》）《崇令》是我国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极其严格）；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还规定“凡踏过六尺者，必受罚而废”。秦墓出土的《天法》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立法之一，体现了依法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夏月，不敢将夜草烧成灰……”；北宋甚至以皇帝圣旨的形式重申了保护禁令，命令基层官员逮捕违反禁令的人。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因此，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有时会带来受到惩罚、判刑、伦理道德谴责的风险，并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这有助于减少负面的外部影响。

遗憾的是，古代政府征收的山园税范围很窄。尽管许多资源是国有的，但当使用权下放给私营部门时，其定义并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发现很难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外部影响。再加上官员在执行过程中的歪曲和破坏，往往导致民不聊生，适得其反。法律的执行受到王朝更迭的限制。生态环境在“禁令”和“放松禁令”期间不断被掠夺，而当政府试图削弱外部不经济时，如果不从自身入手并持续下去，就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历史上“蜀山吴、阿房出山”等事件不断发生，相关政策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历史的教训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二是强化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但公众保护意识不强的资源的垄断。分散的私人采矿不仅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且容易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大部分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这种规定在管仲时代之前就已存在。西汉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各县设立盐铁官署，严禁私人生产“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他们的用具将被没收。”北宋时期，对矿班的控制较为宽松，但仍实行官议法，规定元符、绍生的矿班由民间购买（购买），然后卖给官员。 ，并且禁止人民之间的私人交易。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国民收入，又抑制了私人盲目开采。

这种控制一直遭到反对。唐代经济思想家卢植认为，“三朝立制，山河无尽，天地物资共享”④。反对政府垄断山水利益、让人们自由经营的想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适用于上面讨论的资源。另一个例子是贵金属，例如金和银。如果允许私营部门大量介入市场，势必会冲击社会秩序，造成金融体系混乱。放松对盐、铁等大宗产品的管制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这一资源的控制。

三、加强行政管理，建立相应机构，建设水利，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注重农业的生态效应。

据《史记》和《尚书》记载，早在舜帝时期，我国就设立了禹，负责管理山林、河流、草木、飞禽走兽的官员，后来在禹之下设立了官员，比如大司徒等人。 《周礼》规定大司徒“以适应土壤的方法……对福民、对飞禽走兽，采集草木，在土壤中做事”，检查动植物的生存状况，使其能够正常繁殖。管仲在总结历代皇帝处理山林河流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用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并设立相应的官员。这些机构和官员是法律和政策实施的载体。唐代，河西走廊出现了“吕、燕对峙，桑树遍野，天下无一富如陇右”5的繁荣局面。这些想法。

水是农业的生命，要合理利用自然规律。建设水利、改善农业生态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史前中国设立司空，掌管水利。秦国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成为“天府”的财富源泉；自汉代以来，“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江谷以灌田”⑥，战胜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难得的是，古人也意识到了水利建设的负面影响。由于难以考虑环境约束，许多内陆河流变得越来越细，流量越来越少，干旱和沙尘暴猖獗。据《五梁全志》记载，“移山开荒、沐浴江河者，使河水变薄，梁木枯竭，良田成为过去”。然而，人类经历了从大乱到大治再到大乱的多次循环。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治理思想在落实之前就湮没在荒野中。古人还为兼并土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使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生态赤字是留给子孙后代的。

4、第四条路是建立可持续的环境伦理，这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将天地之性视为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始终相信“生于地，养于地，造于人”。在奴隶社会，他们认识到“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 “而‘草木树木在生长，动物成群结队，树木成荫，鸟儿休息。’这种思维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举例说明，不再重复。”

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迄今为止，生态环境正在迅速恶化，因为几乎大多数人还没有形成与现代工业、技术和社会相适应的可持续的伦理道德。这种可持续伦理的核心是尊重自然，真正将人类融入自然，将享受自然和生命的权利平等地分配给当代人和子孙后代。

“请不要射南来的大雁，以免给远方的人寄去家信。”中国古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仅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而且以纯朴的民俗为基础。吴国胜在《对现代化的关注》中说：“一切保护环境的主张，表面的基础都是为了保护人类物种的生存和延续，维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深层次的基础则来自于对存在的认识。” ，理解本质生命的意义和科学价值。“然而，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一旦一种商品发现了它的使用价值，人们往往会趋之若鹜。如今，对自然的掠夺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并且反复持续。 。玛雅文明的崩溃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崩溃都是生态破坏的受害者。回望我们几代人践行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未来。也许严酷的现实正在慢慢唤醒人类的良知，但可持续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