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中华有机自然观如何校正科技发展方向并促进和合共生

01

诚信创新：秉承中国有机自然理念

纠正科技发展方向

李约瑟肯定了中国有机形态的科学观，认为这对未来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脱离人文的西方机械自然观无法考虑生命本身的价值理性。有机自然观的核心是以生命为中心点，不违背人类乃至万物发展的规律，从有机系统的角度看待宇宙。 “万物相生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冲突”。和谐共生，沿着各自的“路径”共同有序演化。

假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后世的人们反思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西方科学技术时，可能会更加冷静地评价：他们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毁灭这个物质文明的方法。文明。方法。看似符合理性发展的“科学”，实际上却犯了“方向性”指导的错误。当前，科学研究已进入人文价值领域，必须深入关注探索的前提和方向。 1955年7月15日，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德国康斯坦茨湖畔联合发表《迈瑙宣言》，指出科学是人类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也为人类提供了承诺的手段。自杀。人类为什么要创新？创新需要以价值为导向吗？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只有端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只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并引领时代。” “诚信、创新”是科技战略规划和重大科技创新的重要内容。这些方面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当务之急是“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 “守正”就是具有深刻的价值规范和引导功能，符合科学的人类文化方向。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技术不仅创新了人文精神，也在更大程度上撕裂了与人文价值理性的联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对立，成为一匹无法自控的野马。以“求真”为主导的西方理性传统必须由以“求善”为主导的东方（尤其是中国）价值传统来纠正，才有可能避免现代文明的危机。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2020年，我国成立国家科学技术道德委员会，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道德治理的意见》，全部为科学注入价值，使科学精神与道德理想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混合。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使人们在研究和探索自然时能够考虑到人的价值选择，因此“人性”非常突出。一方面，一些古人确实把科学技术成果视为“奇技淫巧”，不重视其科学原理和发明者；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些古人对科学技术滥用的人文克制考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思想的确定和不断强化，对古代科学技术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方向性作用，即引导、制约和推动古代科学技术朝科学技术的方向发展。以服务生活为主要内容。”

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科学不应被视为现代科学失败的原型：中国古代科学思想虽然未能产生与西方类似的科学范式，但它可能为未来的新科学开辟道路。随着现代人对科学不断深刻反思、重新实现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不懈探索，科学发展新模式正在构建。道德与科学的结合，用人文理性来主导和引导科学理性，无疑将成为未来科学建设的基本思路。重大科技创新要密切关注人类社会长期价值需求，尽量避免负面影响的出现。特别是在可预见的发现和发明之初，不要打开“潘多拉魔盒”。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史已经让人类充分见证了这个“魔盒”的威力。不注重价值方向的引导，所谓的创新越多，危害就越深。要影响甚至改变这种路径依赖，中国的“真善美”的科技理念和中国的人文思想具有巨大的潜力。

马克思从人、自然、社会、自我基本统一的信念出发，强调“未来的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如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至于这是什么样的科学，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指出——它应该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协调统一基础上的综合性、整体性的伟大科学。现代科学将非人化应用于技术生产，表明它与这一时期的制度阶段是相适应的。未来，当科学转化为技术生产时，就要“真正按照人的方式、按照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认识和运用“外在自然规律”以及“人类物质和精神存在规律”——涉及“意识本质”乃至“起源”的整体科学基础之上的。的生活”优越。因此，相关系统人文视野的拓展与科学方向的内在定位相联系，中国独特的科技和人文特色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02

思维创新：中国传统科学技术

破译非凡成就的密码

“以我们国家为例，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 “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预示着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成为复兴西方科学的手段，成为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先决条件的最有力的杠杆。爱因斯坦惊叹中国古代圣贤缺乏西方科学中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没有通过系统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的方法，但他们在技术上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重大科技发明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创新思维？

实践运用理性思维。 “实用性”、“实践理性”等观点遍布学术界。在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特征时，有的学者甚至直接将其视为“经验实用科学技术模型”和“实用科学技术概念”。作者主张将其改为“适用”。因为“实用”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中性的“用”也可能将科学技术引向危害社会的错误道路。鉴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具有浓厚的人文倾向，人文原则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进行支配和控制，使其适合社会的合法“使用”，因此称之为“适用”更为恰当。 ”。

以应用为中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早期的科技水平和能力（时至今日，应用仍然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问题在于，过于强调科技的功利应用，导致缺乏抽象的理论思维（我国古代科技成果大多集中在“技术”上），也导致无法进行“实验”。 ”在实证观察阶段要进行逻辑上、系统上的联系。它已被提升为基本的普遍数学定律，导致严重缺乏发展潜力。当然，这也与中国古代思维缺乏严格的逻辑和公理推导有关。值得警惕的是，近代以来，我们研究西方科学是为了“救国”、“兴国”，但我们可能只是忽略了基础研究“应该遵循科学发现的规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研究”。 “探索世界的奥秘”和“凡是取得杰出成果的事情”，成功的科学家依靠的是执着的好奇心、专业精神和终生的探索等内在因素来成就自己的事业，未来的科技之路还很长。创新妥善处理“用”和“无用”之间的关系（短期内似乎没有用处）。

自然科学与实验和经验科学联系在一起，所以现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实验科学和经验科学。但中国文化中的“经验证据”除了观察和实验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例如，高攀龙说“境界无边，层次无边，味无穷，不修真行的人”无法理解这个修心的过程。这里的“悟”是一种内向的实践方法（并不完全等同于伦理）。道德实践）是通过认识、强化、更新自身生命过程来认识、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属性的方法。它与西方注重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观念有很大不同，也与马克思主义积极向外拓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很大不同。这是一个“求他”的过程和方法。未来，将科学的创造性思维与内外实践方法相结合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正如欧文·拉斯洛提出的一般进化论所指出的那样，要努力通过改变人类固有的局限性来为人类未来的进化指明道路。

直观灵感整体思考。普遍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表现为“逻辑中断”，直觉等非逻辑因素似乎在思维的飞跃和质变中更具决定性。 “我相信直觉”，爱因斯坦的名言众所周知，但他无法用逻辑语言一一揭示“创造性思维的特征”。爱迪生也有一句名言：“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我们常常忽略了后半句话，“但是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99%的汗水都重要”。笔者明白，99%基本上都是逻辑的积累，真正的突破或者质变来自于1%的飙升灵感。

直觉作为一种知识、一种认知能力、一种能够洞察不言而喻的普遍真理的认知过程的表述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科学和哲学史。然而，许多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却无法揭示直觉，尤其是灵感的机制，并将其归咎于上帝的神秘启示。相反，中国古代《管子·内业》对此给出了早期的无神论解释：“想一想，想一想，再想一想，想了又不明白，鬼神会明白的，不是鬼神之力，而是终极本质也。”可见，管仲认为直觉并非神鬼的功能，而实际上是人的精神功能高度融合的结果。正如古希腊人发明公理体系作为直觉应用的经典范例一样，中国古代科技活动中也包含了大量基于观察经验的直觉思维的应用。西方强调直觉更多地依赖于分析方法，而我们则关注事物的整体性。直观的知识和方法论甚至被推向宗教或艺术哲学的最高峰，如道家的“玄揽”、禅宗的“顿悟”、山水画的“意境”。另外，此功法的发挥和掌握，还与内在的精神修养有关。正如《荀子·劝学》中所指出的，“积善成德，神自足，圣心备矣”。如果积少成多的善行，逐渐变得有德，人自然就会获得智慧，心（智慧）就会像圣人一样。知道了。 《管子内业》云：“德成则智生，万物皆丰”。当一个人的大善心、大胸怀、大境界修炼起来时，他的创新智慧自然就会显露出来，万物的规律就会显露出来。 ，真相出现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20世纪以来，随着脑科学的进步，人们对大脑的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针对智力的创造性开发，提出了“右脑工程”理论。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斯佩里认为，右脑的记忆能力是左脑的100万倍。 《脑中的革命》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春山茂雄认为，右脑是“祖脑”，储存着人类500万年进化过程中积累的智慧，赋予人直觉、灵感、顿悟、创造力等等，信息量甚至更高，比左脑多一亿甚至千万倍。研究表明，即使是爱因斯坦的大脑一生也只能开发出其潜力的7%到9%，而普通人只有3%到5%。也就是说，人脑90%以上还没有被开发利用。爱因斯坦在给雅克·阿达玛的信中指出：“我认为你所说的完整意识是一个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的极限。我认为这与所谓意识的狭隘性有关。”是的。想象一下，如果能够通过特定的方法来克服“意识的狭隘性”，开发出20%到30%甚至70%到80%的大脑潜力，或许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将会彻底改变。人类将打开直觉和灵感的神秘之门，真正的创新的涌现并非不可能。中国古代探索了一种由内而外的思维方式，或许会给我们很多启发。例如，儒家经典《大学》中有这样一句话：“知灭之后，可以定；定之后，可以静；静之后，可以安；安之后，可以思前想后，方能有所收获。”培养主体认知本身就决定了获得对客体真实认识的层次、深度和广度的能力。又如《荀子·破惑》云：“空而静，谓之大明”。通过排除主体自身的障碍，人们可以获得对事物完全客观的认识。主客体的统一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了客观世界。德性驾驭理性，人文与科技的高度统一有现实基础。

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进和学习，弥补了中国人逻辑思维的缺陷。然而，西方文化中同样重视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特殊方法，例如直觉和灵感，本质上是非理性的。经验过程）无法复制。你不能学习别人的优点而抛弃自己的优点。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我们对这些特殊方法的运用往往更多地体现在人文艺术、个人修养、宗教文化等领域。如果我们能够总结经验甚至规律，广泛运用到今天的科技创新中，或许会有很大的提高。培养人才创新思维。 “在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我们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时、方法随机、路径不确定的特点。”世人普遍将“全知全能”归于上帝和众神，但马克思说：“我们必须从宗教中夺走的内容不是人类的内容吗？神的内容——回归到人身上，所谓回归，就是唤起人的意识。”只要人的意识被唤起，人固有的创造潜力得到开发，人的灵感甚至能被有意识地运用，就有可能人心里有同样的“神”技能（当代智能实践已经外化并实现了这方面的许多能力）。

类比和类比形象思维。类的概念是逻辑产生和建立的基础。它是根据事物或现象之间属性的异同，发展为两类事物之间的比较和相似事物之间的推理。有学者指出，“由于滥用类比思维，中国科技史上盛行比较，这确实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的转变”。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古代的类比方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将某一研究对象的属性与已知事物进行比较而得出结论，很容易使人们联想事物，从已知事物走向未知事物，扩大认识范围。反之，则可以激发思想或灵感的火花，产生创意。类比推理使思维和说服教育更加形象生动。在仿生学领域，许多重大科学发明都是由于类比推理的运用而产生的。

象比，又称类比，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广泛应用于天文、医学、农业、化学、工程技术等领域。所谓“图像获取”是指从事物的图像（包括属性、形式、功能、系统等）中寻找能够反映本质的独特现象。类比就是通过类比、类比来探索已知的形象和未知的现象。寻找图像存在的共性，进而发现相关事物的特征。这种科学方法辅以形象、直观、感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富有想象力的工具，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通过符号、类比等手段把握世界的联系。我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在科学技术上不断发明创造，取得举世无双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与类比思维的能力和活力有关。这种专业性和活力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也是想象的源泉。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以物‘象’为中心，以对时间流动的整体把握为主要特征，以‘取象’为特征的意象思维”。以类比作为基本的逻辑演绎方式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取得领先地位，主要原因也是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产生近代类似西方的科学革命。”

将一切事物与阴阳五行及其变化关系进行比较的习惯，制约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符号思维的意向性和模糊性阻碍了其向高度思辨阶段的演化，其结论的概率受到许多现代逻辑研究者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类比推理或类比逻辑在现代科学出现后就失去了有效性。恩格斯肯定了辩证法的这一功能，即“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解释方法”。 2016年11月9日，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现代启示》出版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董光弼指出，逻辑体系基于归纳和演绎的推理只包括特殊推理到普遍性，从普遍性到特殊性需要辅以从特殊性到特殊性、从普遍性到普遍性的推理。中国传统科学中常用的类比推理和补充推理正好可以弥补形式逻辑的不足。

类比形象思维本身就包含着大量的形象元素。即使在高级理性思维中，图像也会或多或少、或不分离地间歇性地依赖。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任何卓有成效的科学思维，不仅必须从我们丰富但有些模糊的直观形象中抽象出一些东西，而且还要建立在人类抽象能力的基础上。某个概念最终往往会成为我们直觉形象的一部分；从这个新建立的直觉中，人们可以继续进行进一步的抽象。它与形象思维的具体“形象”展示略有不同。它是指一定程度的抽象化、图案化的“形象”，可以称为“智力形象”。这一切都可以概括为“想象力”。如何吸收和借鉴我国传统的“意象”思维，强化想象力在科技创造中的作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03

推陈出新：我国的颠覆

科学理论与技术的思辨

纵观科技史上的两次重大科学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技术创新，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就是物质、能量、时间、空间等基本概念的变化，进而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哲学的进步和技术水平的飞跃。 。 “一切真正原创的知识都需要突破现有的知识体系。”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多少元素能够启迪“人类新文明”？

关于物质水平的新假设。这里所说的“层次”并不是序列下的系统分层，而是基本物质的分类。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物质、能量、信息中，对质量物质和无质量能量的科学研究比较透彻，但对信息的看法却存在巨大差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说过：信息就是信息，无论是物质还是能量。如果今天不认识到这一点，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存在。解释信息是与物质和能量并列的新现实。物理学家惠勒甚至提出，现实的基础可能不是量子，而是比特，也可以说是信息。我国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层次物质理论假说：一是具有物理化学特征的物理物质层次，是指原子及以上宏观物理物质和人，以质量为存在形式，以能量和信息为基础。包含在质量中；第二，以能量为存在形式，能量中蕴藏着质量（处于隐藏状态）和信息，如电磁场、引力场等；三是时空结构信息合而为一的整体状态，质量和能量都处于隐藏状态，三层物质可以相互转化。

与西方强调“信息”截面的空间结构分布属性不同，中国学者发展了将信息作为一种时间连续属性的功能性理解，将“时空结构信息的整体状态融为一体”。 ”作为第三层。物质的根本内涵，并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公认的“气论”基础相结合。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气”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而且具有真实的客观存在性。古代思想家认为，气是宇宙万物之源，人赖以生存，物赖以成败，无论在儒家、道家、医学、军事、法律、农业等领域，还是在医学领域。文学、艺术、工艺等等，都留下了“气”学的印记。古人对气的作用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但未能对气的本质做出精确的解释，这引发了现代人的质疑“气”是什么？可以是真的吗？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气”可以说是最微妙的流动物质；气类似于现代物理学中所谓的场；水、火、草木以及各种动物都属于气，气是指可以大范围运动的存在。构成万物的物质叫做气，是万物的本源；气是中国哲学中的物质概念。关于第三层物质（信息或气体）向第二层物质（能量）和第一层物质（质量）的转化，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实验，例如“磁力”和“能量产生”属于第三层物质。 “以及打破量子分布统计的实验，以及延伸到农业的对比实验（都属于验证‘第三层物质’存在，并且有转化为生产力的倾向）。”科学发现科学问题上的‘异端理论’必须容忍。”从学术讨论出发，立足中国科技理念，结合现代技术，大力推动这些假说的验证。

对意识本质的研究。西方哲学和科学一直采用由外向内的方法来研究意识（体现在脑科学的进展上），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一般来说，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要了解一个事物，我们用来衡量的工具的尺度必须准确到被衡量的对象，才能有效。人脑作为宇宙中最先进、最复杂的物质，即使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难了解其机制和功能。进化论一般论分析了现代意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误区，认为为了揭示意识的本质，我们正面临着人类科学认识史上的巨大变革。它提出了“意识的转换状态”、“意识的改变状态”和“意识的非凡状态”。它是一种更根本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超越正常意识的“超意识”）。它尤其推崇东方古老的“经验”和“内省”方法，我们可以将其进一步概括为中国文化向内求索、运用意识的“内向”方法论，这与现代科学成熟的外在方法是相互对立的。相辅相成。

研究信息的现实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阐明思想与大脑，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上述核心的第三级物质假设也与意识的重要性以及对其进行研究的可能性有关。由于我们很难确认哲学意识的重要性，因此对其进行实质性研究非常困难。意识成为意识研究的客观对象，意识成为不依赖意识的客观存在。这是特定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这与物质的第一个本质，精神的第二本性和决定精神的原则并不矛盾。辩证法唯物主义的大师在这个核心哲学问题上留下了许多原则上的讨论。他们认为，除了是物质的“属性”，“功能”和“内部状态”外，意识也是最高的“产品”。 1943年，毛泽东同志清楚地指出，“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现实模型，其中包括意识为基本现实，就像时间，空间和物质一样基本，也许比它们更基本。”现代科学在经验上肯定了一个事实，即精神现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承认大脑与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当代脑科学的共同研究议程。

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找到另一种方式，并全面发挥自己的文化中所具有的特殊方法论优势。张·达尼安（Zhang Dainian）先生还指出，唯物主义认为质量是最基本的。气是无意的，无意识，但是生活和意识的基础。所谓的气通常是指所有状态，物质状态为Qi，精神状态也是Qi。他从哲学层面上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质量和精神（心，意识）的物质属性。作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方法，“ Qi Science”对人类的“精神”具有深远的互动影响。这一点根本无法整合到现代的西方科学体系中。当将基于某种形式的科学和技术用作唯一的判断标准时，很可能将中医视为“现象学科学”或“科学前科学”，甚至可能会遭受某些人的诽谤。作为“伪科学”。有数千年的实践验证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即“科学”；称其为“古老的科学”并不否认其实际作用。中医是中国独特的科学技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具有原始优势的科学和技术资源。只有遵守传统中医中的原始思维，我们才能促进其发展，而替代和否认只会阻碍其作用。 “中医是古代中国科学的宝藏，也是中国文明宝藏的钥匙。”如果没有掌握传统中医文化的“关键”，并在新层面上理解和理解生活，我们无法真正开设中国文明的宝藏。非常有必要使用多学科方法对中医中对人体和生命现象的理解进行原始理论研究，例如心脏和思想的防御作用。超越医疗保健和医疗的传统中医和中国哲学概念的哲学在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和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传统中药属于哪种科学技术？ 《传统中药》中的科学和技术创新的“第十三五年计划”特别计划指出，它包含了深刻的科学含义，并具有领导生命科学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系统的来源，也是所有技术问题的一般器官。” “ Qi”奥秘的基本启示与对“意识本质”的理解和新材料层面的假设的深入发展有关。该机构与时空的新观点的创新有关。人文主义的文字传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特殊的影响，创造了一种以古代中国科学为特有的科学传统，该传统侧重于人类的生命以及对身心生活的培养。约瑟夫·尼德姆（Joseph Needham）称世界观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中反映了“自然有机观点”。尽管这种表达具有与西方“机械观点”相关的背景，但它客观地揭示了“有机”的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它是一种在乎生活和不伤害生命的科学技术，形成了系统和整体整合人文科学和生命科学的知识系统。中国出色的传统文化在身心健康和健康方面有很多内容，这可能远远超出了“ TCM”的范围。如果这些基本概念是基于现代科学的结合，发掘和创新的，它将带来马克思说的促进“人类科学”文明的内容。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重大项目“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以及对党派的新要求以及新时代中州工作的新要求”的分阶段研究结果”，项目编号：2018MZD007）